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轴承、船舶电器的生产与销售，其中主营的轴承产品主要应用于石油机械、冶金轧机、重载汽车、轨道交通、铁路货车等领域。近年来，轴承行业受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上市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较弱。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置出持续亏损的轴承业务资产，置入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和较强盈利能力的新能源发电及储能业务资产，实现由轴承业务到新能源业务的产业转型，增强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摘要：两周之际普遍出现的带梗附耳铜器，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带梗附耳铜器普遍采用浑铸模式，亦是商周青铜器铸造技术发展到高水平的反映。各区域带梗附耳铜器比例高低不同，折射出各区域青铜器铸造上的自由度有所伸展，有各自所偏爱的器形和铸造方式。

带梗附耳铜器，指的是附耳与器身有小梗相连接的青铜器，两周之际在鼎、盘、甗、盨、鬲等多个青铜器类中普遍出现。之前未见系统研究，本文拟对这类重要现象进行梳理，探求其出现所折射的技术和社会背景。

一

带梗附耳铜器的前身为商晚期已经出现的附耳铜器，如安阳西北岗M1400和安阳侯家庄东区M1055出土的附耳盂（图一）[1]，此时附耳铜器的数量并不多，且多集中在盂类器上；西周早期附耳铜器逐渐增多，器类也更为丰富，包括鼎、盘、簋、甗等。在宝鸡

国墓地、西安张家坡墓地、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绛县横水倗国墓地、曲沃天马—曲村墓地、随州叶家山墓地、洛阳北窑墓地[2]中均可见西周早中期的附耳铜器，如

国墓地兽面纹方鼎和季作盘[3]（图二，1、2）、霸国墓地弦纹方鼎和霸伯方簋[4]（图二，3、4）、倗国墓地的芮伯甗和芮伯盘[5]（图二，5、6）。

图一 商晚期附耳铜器

1.寝小室盂（M1400:R1092） 2.垂叶纹盂（M1055:R1091）

图二 西周早中期附耳铜器

两周之际，开始普遍出现附耳与器身有小梗相连接的现象。在枣阳郭家庙墓地、曲沃晋侯墓地、闻喜上郭村墓地、侯马上马墓地、垣曲北白鹅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义马上石河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等，其出土的鼎、盘、甗、盨、鬲等附耳铜器上出现小梗[6]（图三）。从数量上来说，鼎、盘、甗这三个器类上较多见，盨、鬲这两个器类上少见，应与此时大部分鬲无附耳有关。

图三 两周之际带梗附耳铜器

二

以最具典型的鼎类器为例，不同于西周早中期、两周之际立耳鼎和附耳鼎并行的情况，春秋中期开始附耳鼎成为主流形式，并一直延续至战国晚期，但已罕见带小梗的情况[7]（图四）。带梗附耳这一现象仅在两周之际普遍出现，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和阶段性。

图四 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附耳鼎

再来观察下两周之际带梗附耳铜器的铸造特征。考古报告侧重发掘资料的公布，器物的铸造信息披露较少；青铜器图录着重于器物图像的表达，亦少见器物详细的铸造信息。2007年出版的《曾国青铜器》一书是青铜器图录整理出版的一个高峰，详细披露了每个器物的铸造信息，收录了较多两周之际的铜器，为我们观察两周之际带梗附耳铜器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京山苏家垄龙纹方甗的铸造信息为“甑、鬲的合范形式接近，四块腹范在四角结合，底部有一块长方形外范。足、耳都是浑铸的，因此鬲的双附耳内还各有明显的自带芯范留下的范缝痕迹。与浑铸工艺一致的是，附耳上各有两个圆梗与口沿连接”[8]（图五，1）；随州何家台龙纹方甗的铸造信息为“鬲体的附耳是浑铸的，耳内自带芯范痕迹，耳与鬲口之间有两个圆梗相连”[9]（图五，2）。不仅是甗这个器类，以苏家垄、郭家庙墓地出土的带梗附耳铜鼎为代表（图五，3、4），鼎类器附耳的铸造方式也是普遍相似的：附耳为浑铸，耳与器口有圆梗连接，耳与口之间设有芯范，靠耳一侧的器壁有芯范痕迹[10]。郭家庙墓地窃曲纹盘（图三，5）、何家台窃曲纹盘（图五，5）等盘类器的附耳亦为浑铸，有圆梗与口相连，耳内自带芯范[11]。在诸多带梗附耳铜器浑铸的情况下，整理者认为“耳与口间有连接的圆梗，说明双耳是浑铸的，耳与口之间设有芯范”[12]，附耳所带小梗具有指示浑铸的意义。

图五 两周之际浑铸的带梗附耳铜器

带梗附耳铜器采用浑铸附耳的方式的确是两周之际普遍的现象，从另一本详细披露器物铸造信息的青铜器图录《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中可以得到验证。该书收录的两件带梗附耳铜器，一件是宝鸡浮托村夨賸盨（图五，6），时代为西周晚期，附耳铸造信息为“附耳内侧腹壁上可见长方形范线，应是设置在附耳和器壁之间的活块范线痕迹”[13]；一件是宝鸡峪泉村重环纹盘（图五，7），时代为两周之际，附耳铸造信息为“腹壁双耳之间可见范线。附耳内侧腹壁上有两条范线，可与附耳两侧边相连续。附耳下边也有一条横向范线，应为嵌块范的痕迹。嵌块范被包含在腹外范中间”[14]。

但小梗是否可以指示浑铸则有待商榷，具体可对比下同时代无梗附耳铜器的铸造方式。与前述苏家垄龙纹方甗器形相似的随州均川熊家老湾环带纹方甗（图六），无梗附耳，甑部装饰重环纹和环带纹，鬲部光素无纹，“是两周之际方甗的流行风格；甑、鬲都是四块腹范并在四角结合，底部各有一块长方形范，足、甑立耳都是浑铸的，鬲体附耳亦为浑铸，外壁有浑铸时放置芯范留下的痕迹”[15]。

图六 两周之际浑铸的无梗附耳铜器

（环带纹方甗）

从历时性角度来观察，西周早中期无梗附耳铜器基本也是浑铸，和两周之际带梗附耳铜器的铸造方式并无太多差别。国墓地西周早中期的四件无梗附耳铜器（2鼎2盘）的铸造信息为“盘的耳内侧相应的盘腹，有两条垂直范缝，说明附耳内侧有一活块范，国墓地有附耳的器物，都采用了相同的成形方法”[16]。此外，《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一书详细记录了该墓地出土的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季作盘和伯盘的铸造信息，其中季作盘的铸造信息为“纹样上可见八条范线，其中四条范线与双附耳错开45°分布，从口部延续至圈足，其余四条范线在附耳处，每处各有两条，可与附耳两侧边相连续，但未延续到附耳下面。由此可知，腹外范应纵向四分，其中两块腹外范包含附耳，附耳和器壁之间另有嵌块范。附耳内侧壁纹样应制作在嵌块范上”[17]（图七，1、2）；伯盘的铸造信息为“附耳处各有两条范线可与附耳两侧边相连续，并且在附耳下边线处有一条水平方向的范线，形成一个长方形。由此推测，腹外范应纵向四分，其中两块腹外范包含附耳，附耳和器壁之间另设嵌块范。附耳内侧壁纹样应制作在嵌块范上”[18]（图七，3、4）。

图七 西周早中期浑铸的附耳铜器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两周之际青铜器的附耳也出现了分铸的情况，不过并非主流。例如眉县杨家村窖藏发现的天盂，时代为西周晚期，其附耳铸造信息为“附耳或多或少打破颈腹纹样，腹壁与附耳相对应处也未见任何痕迹。由此推测，附耳应为分铸”[19]（图八，1、2）；再如西周晚期的熊家老湾龙纹盘，其铸造信息为“纹饰的组数暗示铸造用四块外范，范缝的位置对称地分布在双附耳的两侧，双耳是先铸的”[20]（图八，3）。

图八 两周之际分铸的附耳铜器

1.天盂（MYJ:11）　2.天盂（MYJ:11）耳部特写　3.龙纹盘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铸造技术的发展，耳、足这些部件普遍采用分铸模式，此时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即使偶尔出现浑铸的附耳鼎，附耳也基本不带小梗了，如随州义地岗季氏梁春秋中期蟠虺纹鼎，附耳浑铸，耳与外壁之间带有芯范[21]（图九，1），又如随州东风油库春秋晚期S形纹鼎，足、耳浑铸，铸形特征与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鼎完全相同[22]（图九，2）；第二，即使偶尔出现带梗附耳铜器，亦采用分铸模式，苏荣誉在《晋公盘与子仲姜盘对比研究》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山西青铜博物馆藏晋公盘与上海博物馆藏子仲姜盘的铸造方式，同为带梗附耳铜器，春秋早期子仲姜盘的附耳采用了浑铸的方式，而春秋中期晋公盘的附耳则是分铸的，小梗与附耳一起铸接于器身之中[23]（图一〇，1、2）。

图九 春秋中晚期浑铸的附耳铜器

1.蟠虺纹鼎　2.S形纹鼎（M2:4）

图一〇 春秋早期子仲姜盘和春秋中期晋公盘的附耳铸造对比

1.子仲姜盘附耳　2.晋公盘附耳

从单个器物来观察，小梗亦不具备指示浑铸的意义，上海博物馆藏西周晚期鱼龙纹盘和晋伯父甗可以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鱼龙纹盘左侧附耳无小梗且紧贴盘口，右侧附耳带小梗，左右耳对应腹壁处，纹饰没有连续发展，而是相应地留下了方形块范的痕迹（图一一，1~3）；晋伯父甗甑部和鬲部都有附耳，甑部的附耳带小梗，但鬲部附耳无小梗[24]（图一一，4）。在虢国墓地和新近发现的上石河墓地、北白鹅墓地中，亦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虢国墓地M2001出土的7件虢季列鼎中，有6件双耳均带小梗，1件左耳无小梗，右耳有小梗（图一一，5）[25]；上石河墓地M93出土的4件鼎中，除1件为立耳鼎外，有2件双耳都有小梗，1件左耳有小梗，右耳无小梗（图一一，6）[26]；北白鹅墓地M3出土的1件方甗，与上海博物馆藏晋伯父甗反之，鬲部附耳有小梗，甑部附耳没有小梗（图一一，7）[27]。同一个器物上的附耳是否带梗出现不同的情况，可见其与是否浑铸无关。

图一一 单个附耳铜器的小梗不对称性

无论是比较同时期附耳器物的铸造方式，还是从历时性角度观察附耳器物的铸造方式，亦或是从单个带梗附耳器物的自身特征来看，带梗和附耳浑铸、分铸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带梗附耳铜器的普遍出现和铸造方式普遍发生改变并不同步，带梗附耳更多的是两周之际附耳器铸造时的一种选择，折射出两周之际各诸侯国青铜器铸造的偏好。

三

附耳与鼎口之间小梗的功能问题，有研究认为“附耳都是浑铸，同时设圆梗连接附耳与鼎口，以起到加固作用，耳与器壁之间自然也需要设一块隔开耳与器壁的芯范”[28]。虽暂时无法验证加固的作用，但从目前材料可以看出，小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指示更为精良铸造的意义。我们能看到在同一个单位中，存在着青铜礼器附耳带小梗，制作粗陋的明器附耳无小梗的现象。以虢国墓地为例，虢季墓M2001出土的7件礼器列鼎，附耳均带小梗，而4件附耳铜盘中，礼器虢季盘附耳带小梗，腹部饰窃曲纹，耳部内外装饰重环纹，圈足饰垂鳞纹，三个兽面支足，制作十分精良，另外3件明器盘附耳无小梗，一件仅腹部装饰重环纹，另外两件则光素无纹，制作简陋；梁姬墓M2012出土的6件明器鼎中，2件附耳鼎素面无纹，均无小梗，所出7件附耳盘中，1件铸造精良的礼器窃曲纹盘及1件明器重环纹盘附耳带小梗，4件铜质较差、铸工较粗的素面盘均附耳无小梗，另1件明器残，无法判断是否有小梗[29]。此外，应国墓地M85出土的2件附耳盘，作为礼器使用的圈足弦纹盘附耳带小梗，而明器三足素面盘附耳无小梗[30]。

从各个地区带梗附耳铜器数量上来看，两周之际发现的湖北曾国附耳铜器，基本上都带小梗，显示出对带梗附耳器的某种偏爱。其次是河南、山西等地，河南的应国墓地、虢国墓地、上石河墓地，山西的晋国墓地、上马墓地、上郭村墓地、北白鹅墓地，部分铜器附耳带梗，比例上低于曾国。数量最少的是陕西地区，系统整理《周原出土青铜器》一书未见带梗附耳铜器[31]；系统整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一书亦只收录4件带梗附耳铜器，明确是宝鸡地区出土、两周之际的带梗附耳礼器，只有1件宝鸡浮托村夨賸盨，另外3件中，1件被认为是汉淮流域的外来器，和苏家垄铜鼎形制相似；1件是明器；1件是春秋中期器[32]。就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之际芮国墓地的情况而言，4条带墓道的大墓中，“中”字形大墓M27的7件列鼎附耳无小梗[33]；3座甲字形大墓，M28中5件列鼎附耳无小梗，1件盘附耳无小梗[34]（图一二，1、2），M19出土的唯一一件盘的附耳亦无小梗[35]，唯有M26的5件附耳列鼎，其中4件鼎附耳带梗[36]。另外，芮国墓地M18出土了1件带梗附耳铜鼎，且无其他青铜容器同出，但此鼎的铭文显示作器者为“虢季”，极大可能非本地铸造的器物[37]（图一二，3、4）。而其他地区发现的附耳列鼎，如苏家垄的9件列鼎、虢季墓的7件列鼎、北白鹅墓地M5的7件列鼎，这些列鼎器形、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附耳均带梗。

图一二 芮国墓地出土附耳铜器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带梗附耳铜器只在两周之际普遍出现，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其早期形态是西周早中期已经出现的附耳铜器。带梗附耳铜器的铸造，嵌块范被包含在腹外范中，铸造难度要大于立耳器物以及分铸附耳的铸造难度，它在两周之际的普遍出现也是商周青铜器铸造技术发展到高水平的反映。春秋中期以后，为了降低铸造难度，耳、足普遍采用分铸模式，小梗的存在会增加铸造的难度，自然也无存在的必要。两周之际社会动荡，墓葬所出青铜器经常出现一些制作粗糙、明器化的现象，两周之际的曾国普遍出现带梗附耳、制作精良的青铜器，反映其受到社会动荡的影响比较小，依然保持着青铜器铸造的高水准。各区域和诸侯国使用小梗的比例高低不同，可以看出诸侯国青铜器铸造上的自由度有所伸展，有各自所偏爱的器形和铸造方式，也为春秋中期形成各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区埋下伏笔。

附记：感谢恩师张昌平的指导，马今洪、郜向平等诸位师长为小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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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80、984页。

[2]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霸金集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倗金集萃：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3]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册第277页、第7册第9页。

[4]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霸金集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3、274页。

[5]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倗金集萃：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327、362页。

[6]鼎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盨见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45页；鬲见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7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页；盘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34页；甗见虢国博物馆：《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55页。

[7]错金银鼎、变形交龙纹鼎见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9卷第6页、第10卷第4页；邵鼎、曾太师鼎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91、402页。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8、19页。

[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12、213页。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1、15、87、88页。

[1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34、226页。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13]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37页。

[14]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8、39页。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65、166页。

[16]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62页。

[17]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8、9、11页。

[18]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2、13、15页。

[19]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12、113、118页。

[2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75、177页。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02、303页。

[2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54、355页。

[23]苏荣誉：《晋公盘与子仲姜盘对比研究》，《青铜器与金文》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77、182页。

[24]上海博物馆藏鱼龙纹盘和晋伯父甗的图片均来自上海博物馆图片信息库。

[25]虢国博物馆：《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3页。

[2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义马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义马上石河墓地M93、M94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第2期。

[27]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垣曲县文化和旅游局：《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M2、M3发掘简报》，《文物季刊》2022年第1期。

[28]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简论》，《考古》2008年第1期。

[2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3、66、248、257、258页。

[3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编：《平顶山应国墓地》，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665页。

[31]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5年。

[32]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3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梁带村芮国墓地：2005、2006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214、216、217页。

[3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梁带村芮国墓地：2007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05~112页，彩版一一七、一二一。

[3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梁带村芮国墓地：2005、2006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36页。

[3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梁带村芮国墓地：2005、2006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81、82页。

[3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梁带村芮国墓地：2007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作者：张亚莉（上海博物馆）

原文刊于：《江汉考古》 2024年 第2期

责编：昭晣　韩翰

来源 |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期货配资是什么